在满洲,体会宏大叙事外的小历史

《在满洲:一个叫做大荒地的地方以及农村中国的转型》(In Manchuria, a Plac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)讲述的是我的家乡。一直以来,关于中国的书籍大量地执着于“城市中国”的政治斗争、经济发展和各种变化。而似乎只有在报道强拆的时候,那些住在北京高级公寓中的外国记者才肯屈尊来到农村。

这是西方社会对中国观察尚待缺乏的地方。中国不是美国。美国只有2%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工业化程度和信息流动不亚于城市的“农村”,美国政府甚至因为统计这些人口没有意义而不将农村人口单独列项。

而中国“城市中国”和“农村中国”是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。媒体上看到的中国,尽管是更重要、更有新闻价值的城市,但那真的只是中国的一半。另一半也在进行着剧烈的变化。

这是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。作者迈克尔·麦尔(Michael Meyer)在2010-2012年居住在吉林省一个叫做“大荒地”村的地方。他在邮件中跟我说,最初他只计划写这一个村落,但随后发现,这个村庄是整个中国从近代到现代变革的缩影。

“满洲”是旧时代对中国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一部分的代称。它是女真人的发源地,它的后裔满族后来统治中国超过250年之久。这里首先被柳树制作的封锁线禁止外人进入,但后来迫于饥荒和列强的压力,这块肥沃的土地最终被来自华北以及国外的移民开发。

在清朝末期,这里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,成为世界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牺牲品。但东北所经历的,似乎要比其它地方冲突更为激烈。二战前,争夺中国的列强,只在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正面冲突(日俄战争)。日本对中国的殖民,在东北也表现得最为系统。1931年吞并东北之后,日本就开始鼓动日本农民到中国殖民,甚至规划了在20年时间内将数百万人送到满洲的计划(Millions to Manchuria)。

日本人的地位随着日本殖民兴衰而变化。到1943年,来到东北的日本人就已经开始受到中国本地居民的鄙视和不敬,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确定日本一切计划都将伴随二战的失败而终结。当年雄心勃勃的殖民计划,最终被苏联的坦克彻底碾压。被政府鼓动移民东北的日本人,要么被苏联人杀掉或者强奸,要么集体剖腹,要么举枪自尽,要么将自己的孩子放到渡口,然后沉入松花江底。留存的一些人,有的在新中国政府的协调下返回日本,但也有的人最后融入了中国社会,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。

现在,满族仅仅成为一个民族符号。我在家乡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就是满族人,但我感觉不到任何他与汉族人的不同。很多满族的历史遗迹,也被人们遗忘。而近代史的各种细节,最后都被裹挟进了历史教科书讲述的宏大叙事中,变成几页薄纸。直到读到这本书,我才知道之前学到的那些名词背后,有着这么多有血有肉的故事。

东北不仅反映着中国的过去,也讲述着中国的现在。东北在新中国之后的工业化反应了刚刚建国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,而在90年代“下岗潮”开始的时候,这里大量工人下岗。我的一些亲属曾经认为加入国有企业是稳定生活的一部分,而他们目前的生活却最飘忽不定。

书中有一个片段给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作者走访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宫,那里有大量的下岗女工以陪人跳舞为生。一位女性对作者说,十块钱一支舞,手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。

中国农村改革在东北也会体现得相当明显。新华社引用官方数据指,2011年,东北生产了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接近五分之一。而黑龙江省是中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地,仅这一省,就供应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商品粮。

的确,不论是最初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还是正在进行的土地流转尝试,都不起源于这里。但是这也可能部分源于东北对于农业的重要。中国很多改革都是从一些地方试水成功之后,再将经验推广到更关键的地区的。

在书的后面,作者着重讲述了农村生产发生的变化。作者刚到大荒地的时候,中国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开始不久。当时一个叫做“东福米业”(East Fortune)的私人粮食加工厂正在崛起,并受到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。

它向居民赠送充满东福米业宣传画的日历,组织村民进行生产方面的讲座,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的种子并将大米卖给它们。后来,它开始鼓励人民出租自己土地的使用权,将土地使用权(包括住宅土地)以一定的价格租赁给东福。东福修建起了很多新的城市公寓,人们可以不用耕种土地,在获得租金同时,还有机会获得其它收入。

按照这个工厂主人的计划,他将把大荒地村变成拥有各种现代化设施,甚至包括“拥有大学校园模样的高中”。作者本人对于工厂主的雄心感到惊讶,但也承认,他的愿景同美国农村目前的样子惊人一致。

一些人(比如书中的Mr Guan)乐于接受东福米业的提议。他后来成为了它的员工,从农民变成了一名农业工人,穿着东福米业发的统一制服上班。因为上班是在八点钟,他还可以继续之前的一个营生:从松花江里钓鱼并到集市上售卖。算上从东福获得的租金,三份收入让他十分满足。

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,比如书中的Auntie Yi,她住在村的主干道红旗路(Red Flag Road)的起点,不断拓宽的红旗路摧毁了她自己所种植的花。东福的扩张也让她自给自足的生活受到了威胁——烧炕变成集中供暖,院子种菜变成了市场采购。

我上一次去农村还是在2011年,当时是为了庆祝我一个表姐的婚礼。同作者一样,我和家人坐着绿皮车一起去了黑河,但下车之后的情景让我惊讶。我的舅舅和舅妈仍然住在农村的小平房中,但年轻一代已经住进了和我家乡城市(齐齐哈尔)一样的公寓里,绿化、热水、宽带一应俱全。年轻人也的确不愿意在田野中工作,他们乐于出去打工,甚至在当地就已经找到了相当于城市里的工作。我记得一个人跟我讲,他帮别人做新房装修,一个月就可以赚4,000多元。这份工资在城市也算相当高的了,而且,显然不用被征税。当地当时还没有类似于东福那样的企业。但是,农民们愿意花一笔钱雇佣农业工人和现代化的机械。

书里说,中国目前的思路是与其让农民们不断地涌入大城市,不如让他们在当地就得到现代化的城市生活。似乎是真的。书中讲述的一切都那么真实,只是我不曾观察到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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